夷方或称人方实盘股票配资平台，为东夷方国。东夷分布于济水、泗水、淮水流域，大致相当于今苏、鲁、皖的一些地区。商汤在灭夏前后曾着力经营东方，建立了“邦畿千里”的商王朝。
但“仲丁以来，废适而更立诸弟子，弟子或争相代立，比九世乱，于是诸侯莫朝”，边患日起，仲丁时曾有蓝夷作寇内侵，“自是或服或叛，三百余年”。
为此仲丁曾征蓝夷，河亶甲即位，又征蓝夷，再征班方。武丁中兴，主要对付西北游牧族内侵，投入东方的兵力有限。
康丁、武乙、文丁继续对西方羌人诸方用兵，无暇顾及东方。而东夷日益强大，“遂分迁淮、岱，渐居中土”。
因此，至帝乙、帝辛（也就是商纣）时始以倾国之师发动了对夷方的战争。而史家认为，正是由于持续对夷方的征战，成为商王朝灭亡的导火索。
1、帝乙伐夷方征程
据殷墟卜辞载，帝乙九祀二月以前，夷方已频频出动内侵，留下了商王关于“自今春至（于）翌”夷方是否会“大出”骚扰的卜辞。
据今所知帝乙、帝辛伐夷方至少有两次，一次是王伐“夷方无孜”，将其擒获，用于宜祭，另一次是令人伐“夷方?”，此外还有一件铜器铭文记录下“惟王十祀又五”，王伐夷方归来后的班赐。
在甲骨文中保存了一批十祀（年）九月至十一祀（年）五月征夷方的资料，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帝乙伐夷方的遗存。
从这批资料可知帝乙十年九月已策划了与攸侯喜大军共征夷方之役，出征前在大邑商举行了告祭祖先的大典。
大邑商指以国都为中心的王畿之地，文献记载“纣时稍大其邑，南距朝歌，北据邯郸及沙丘，皆为离宫别馆”。
其西则包括沁阳田猎区，沁水以东是商人早期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，沁水以西原系夏人势力范围，后为商王朝的王畿之地，尤其是商代晚期，与安阳、淇县（朝歌）连成一片的沁阳田猎区也属于大邑商的范围内，大规模征伐的出师与振旅起止点都在这里。
据伐夷方起兵后的沿途占卜，约略可知此次伐夷方的征程：
帝乙十祀（年）伐夷方历时250日，往返所费时日约略相等，来回路线可分为五段：第一段自大邑商至雇，是从太行山南麓沿沁水南岸至沁水入古代黄河处，回程大抵与之平行。第二段自雇至商，或自商返云奠，往来皆经香、噩、乐等地。商是王师进击夷方的一个基地，因而稍事停留休整，并至成汤早期所居的北毫举行了宗教仪式。第三段自商、毫经（女桑）、危至攸，回程略有绕行，往返均沿睢水两岸。至攸与侯喜大军汇合后，王师投入伐夷方之战。第五段是自攸沿浍水南下渡淮，伐林方，回程则是绕行若干河流，显示王朝武力，才又回到攸。
对此五段往返路线，研究者指出，大致与沁、睢、浍等河流同为东南方向的移动。古人建邑与陈师多近河岸，而沿河斜行可避免多次穿渡河流，所经之处都是平原，因而是比较适宜的行军路线。
甲骨文中还有一些伐夷方的记载，从月日及进行的地点看无法排入十祀伐夷方日谱，或许是金文所载十五祀伐夷方的遗存，两次伐夷方的经过虽不可详考，但无疑是达到了预期目的，夷方首长无敄和（?）先后被擒杀，在殷墟发现的人头骨刻辞中，曾见“…祖乙伐…夷方伯”的字样，应是用夷方伯杀祭祖乙后取其头骨刻字纪念胜利的遗存。
2、帝辛（商纣）时期征伐夷方的记录
商末，除了十祀、十五祀伐夷方、林方外，大规模的对外用兵还有伐盂方之举，多数学者认为它发生在帝辛八祀至九祀。
战事起于盂方聚众内侵，边地告急，通过卜辞，可知祝报告孟方聚集兵力出动侵伐矛所在的“高”地，商王卜问派援兵东进聚于“高”地抵御，可无悔吧，占卜结果得吉兆。
据考，祝是武王灭商后封黄帝之后于铸的所在地，古铸城在今山东肥城县南、宁阳县西北。矛则与伐夷方归来时所途经的齐地接近。
可见孟方是东夷之国，这场战争是伐夷方的继续。
从现存卜辞可知：
伐盂方之战是在帝辛九祀（年）十月出师，十祀（年）九月凯旋，历时一年。
和伐夷方一样，也是在大邑商举行告祭祖先的祭典后出兵的，不同的是伐夷方除王师外，仅以靠近夷方的攸侯喜大军配合，而伐盂方则动员了“多侯、多田（甸）”。
商王朝外服君长包括有侯、甸、男、卫、邦伯，邦伯与商王朝的关系往往比较疏远，有的时服时叛，不免处于战争状态，所以外服中最重要的是侯、甸，他们受王命被派驻在外，负有封疆警卫之责，而且有较强的武力，所以商王与多侯多甸一起出征盂方，实为动员了倾国之师。
帝乙、帝辛时不仅以大量兵力出征夷方、林方、盂方，和侯、甸大军一起征伐了羌方、羞方、纏方联合而战的三邦方，还征伐了四邦方、二邦方。
二邦方、三邦方应与四邦方一样，属于某些方伯的联盟。有研究者指出，伐二邦方来回途经之盯，其地即今山东省境内，那么二邦方很可能也是东夷小国。
这些都说明帝乙帝辛时虽也曾对西方羌人方国用兵，但重点却是东夷。
这一系列伐东夷的战争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胜利，扩大了商王朝的版图，强化了对东方的控制。
鲁西南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表明，在商代早期成汤开创的强盛局面上升阶段，商王朝势力进入鲁西南，使当地东夷的岳石文化迅速被二里岗上层商文化取代，文化面貌与豫东商文化面貌基本一致。
稍后，绝对年代约当仲丁至盘庚之时，文化面虽然还保持典型商文化风格，但其内涵已蕴藏了某些新的因素，此后地方特色日益增强。物质文化面貌的变化相对比较缓慢，所以作为区别于典型商文化风格的地方特色显现，已标识出商王朝对这一地区政治统治已松弛。
而到了商代末期，约当帝乙、帝辛之时，鲁西南地区典型商文化的因素又有所增加，这显然与商末大规模对东夷用兵的胜利是分不开的。
3、征伐夷方如何导致商朝灭亡？
整个商王朝在500多年的统治中，统治者的武功受到越来越大的推崇和重视，据今所知，盘庚迁殷以前的九世19王中，仅商王朝的缔造者太乙号武王、武汤、武唐，而盘庚以后八世12王中，就有六位商王庙号冠以武字，如小乙称武父乙，武丁、武乙外，文丁则称文武、文武帝、文武丁，帝乙又称文武帝乙。
帝辛更在历史上留下了“纣之百克，而卒无后”的教训，对武功的重视自不待言，只不过因身死国灭，“天下之恶”集于一身，没有陵也没有庙号了。
正因为如此，商代后期疆域迅速扩大，对四方的影响日益增强，将我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明持续地推向发展的顶峰。
郑州商城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台基，高大的基址、坚硬的夯土层、考究平整的居住面显示了高超的建筑水平与国家财力的富足，与城外劳动者狭小简陋而潮湿的半地下居室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不仅如此，宫殿区附近壕沟中填埋了大批遗有锯痕的人头骨，通过医学上和营养、病理学上的检查分析，得知这些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新陈代谢中贫血和摄铁量不足，以及长时间营养不良形成的牙釉质发育不全，反映了“在其一生时间中的沉重负担”。
而在这废料坑附近，有墓穴的死者则有较好的健康水准，头盖骨未见骨质疏松的渗水现象，但部分牙釉质发育不全指示出“短期中身体所受的沉重负担”。
所以在商代后期，随着对外征伐频频告捷、疆域不断扩大，大批俘虏转化成奴隶投入生产领域，使商代文明和文化发展日新月异，商王朝统治上升到繁荣顶点时，也埋下灭亡的种子。
帝乙、帝辛伐盂方、夷方，长年劳师远征对当时基础的经济部门——农业生产影响很大，同时统治阶级酗酒之风愈演愈烈，消耗掉大量粮食，无衣无食的小民被迫“攘窃神祗之牺牷牲”。
另一方面战争的胜利使统治者更加骄奢淫逸。
如文献记载：
“帝纣资辨捷疾，闻见甚敏；材力过人，手格猛兽；知足以距谏，言足以饰非；矜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声，以为皆出己之下。好酒淫乐，嬖于妇人…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，而盈钜桥之粟。益收狗马奇珍…益广沙丘苑台”，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。
不仅引起“小民方兴，相对敌仇”，还引起了臣服方伯与诸侯的不满，如“醢九侯”、“脯鄂侯”、“囚西伯”，“西伯之臣闳夭之徒，求美女奇物以献纣”方才得赦。
又，“商人服象，为虐东夷”，在军事征服的同时，大量掠夺各地的宝货财富，从而加剧了与被征服地区的矛盾。
在强大富足的表象下，隐藏着“如蜩如螗，如沸如羹”的社会动荡与危机。
这一切也引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，帝辛自恃才力过人，从拒谏饰非发展成忠言逆耳、谗人幸进，以致“殷之三仁”落得“微子去之、箕子之为奴、比干谏而死”的下场。
接着内史向挚“载其图法，出亡于周”，太师疵、少师疆“抱其乐器而奔周”，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。
最终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中，商纣大军被一举击败实盘股票配资平台，留下了“纣克东夷而陨其身”的历史教训。#图文万粉激励计划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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